她们电影：女性视角如何重塑当代影史叙事

长久以来，电影史的叙事框架主要由男性视角构建，女性角色与故事常被置于被凝视、被定义的客体位置。然而，近十年来，一股以“她们电影”为标识的创作浪潮席卷全球，这并非简单的题材分类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叙事革命。它意味着女性电影人不再仅仅是“闯入者”，而是作为主体，以其独特的生命经验、情感逻辑与美学追求，主动解构并重塑着当代电影的叙事版图，为影史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多元声音与真实力量。

从“被讲述”到“自我言说”：叙事主体的根本性位移

传统主流电影中，女性角色常常服务于男性主角的成长弧光，或是作为欲望与危机的符号。“她们电影”的首要突破，在于实现了叙事主体的根本性位移。电影镜头不再是从外部“观看”女性，而是深入女性内心世界，“成为”女性的视角。例如，凯莉·雷查德的《第一头牛》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女性在荒原中的生存与情感联结，而瑟琳·席安玛的《小妈妈》则用童话般的笔法，探讨了母女之间超越时空的理解与疗愈。这些作品的核心驱动力是女性自身的欲望、困惑、抉择与成长，观众被邀请通过女性的眼睛来观察世界、体验情感，从而完成了从“关于女性的电影”到“女性视角的电影”的本质跨越。

重塑类型范式：私人经验与宏大叙事的交融

“她们电影”的另一个显著贡献，在于对固有电影类型的解构与重塑。女性创作者将曾被边缘化的“私人经验”——如身体感知、生育创伤、家庭情感劳动、微观权力关系——带入类型框架，赋予了其新的思想深度与情感冲击力。

惊悚与恐怖类型的心理内化

如阿里·艾斯特的《遗传厄运》或茱莉亚·迪库诺的《钛》，虽然导演并非全是女性，但其核心叙事深刻关联女性身体与生育焦虑，将恐怖源头从外部怪物转向家庭内部与身体异变，揭示了女性特有的社会性恐惧。

历史与史诗题材的视角下沉

凯瑟琳·毕格罗的《拆弹部队》早先已展示了女性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，而近年如玛格丽特王妃的《斯宾塞》则摒弃了传统传记片的编年史结构，深入黛安娜王妃在王室规训下的心理窒息感，用私人时刻的崩塌来隐喻制度的压抑。

这种交融打破了“女性电影等于小众文艺”的刻板印象，证明女性视角不仅能处理细腻情感，也能赋予类型片更复杂的社会批判维度。

美学与形式的革新：建构“女性凝视”

与叙事内容变革同步的，是电影美学与形式的自觉探索。“女性凝视”作为一种对抗传统“男性凝视”的美学主张，在“她们电影”中有了具体实践。这体现在：

• 身体呈现的祛魅化： 镜头避免将女性身体物化为欲望客体，而是将其作为经验、痛苦或力量的载体来呈现，如《从不，很少，有时，总是》中对少女堕胎旅程冷静克制的记录。
• 空间与节奏的重新定义： 更关注家庭、房间等传统女性领域内的权力动态，并用更富沉浸感、有时更冗长的节奏，模拟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流动。
• 协作式的创作模式： 许多女性导演主导的项目，在编剧、摄影、剪辑等关键岗位启用更多女性人才，形成一种更具同理心与协作精神的创作生态，直接影响最终作品的质感。

产业与文化的双重冲击：超越银幕的改变

“她们电影”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文本本身，正在切实改变电影产业与文化生态。从戛纳、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持续关注并嘉奖女性导演作品，到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女性电影人，系统性支持正在增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电影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对话，将女性共同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公共议题，如《三块广告牌》对母性与暴力的探讨，《瀑布》在疫情背景下对母女关系与精神危机的刻画。它们不仅为女性观众提供了珍贵的认同镜像，也促使男性观众进行换位思考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性别观念的演进。

结语：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图景

“她们电影”的兴起，绝非一时的潮流或政治的妥协，而是电影艺术发展的必然。它回应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思潮的积淀，也满足了观众对更丰富、更真实故事的内在渴求。通过将女性从叙事的客体转变为主体，从被观看者转变为观看者，女性电影人正在修补电影史中长期缺失的那一半视角。她们不仅是在讲述女性的故事，更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“人”的故事——更细腻、更复杂、更包容。最终，“她们电影”的终极目标，是携手所有性别的创作者，共同勾勒出一个更完整、更真实的人类世界图景，而这正是电影艺术最崇高的使命之一。